文◎王进、谷元江

(山东大学 / 菏泽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摘要：文章以苏轼、蔡襄的书法品评为视角，以宋代的书论为研究范围，从诸贤话语中窥探宋元书家心中“法”与“意”的纠葛，揭示书法史中存在的“道统”与“书统”的双重发展轨迹，为当代学者学习先贤书法提供方法论之指导。

关键词

苏轼、蔡襄、法、意

正文

关于“法”字的解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法(方乏切)，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法，今文省。”从此处可以看出，“法”为会意字，从水从廌，左边为“水”，右边为“廌”。“水”表示法度公平如水。“廌”表示一种能用触角触碰理曲之人的神兽，意为执法公平。《说文解字》则把“意”解释为：“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從心，從音。”在这里的“意”为会意兼形声字，小篆从心，意思是用心里去领会言语之意。综上所解释可知，“法”为公平公正的执行法度之意。而“意”为用心去观察别人的言语就可以知道别人的思想意向。

传统文字学中的“法”与“意”侧重的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东晋的书圣王羲之却将“法”和“意”结合起来用作对书家书写状态的解释。他在《启心章第二》中说：“夫欲學書之法，先幹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从此可知，书法中的“法”已经由法律的意义转为艺术意义的法度，“意”也由察言观色的思想意向转为书家书写时的主观精神状态的表达。至宋代的苏轼则进一步在书法层面发展为“意造无法”的书学观。

至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则将用作书家个人书写技能与创作状态的“法”与“意”推及到晋至元整体书法风格祈向的概括。董氏在《容台集·论书》曾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由此数语可知，董氏认为晋人书家崇尚“魏晋风骨”之“韵”，唐代书家追求书法规则之“法”，而宋代书家则重视书家表达个性之“意”。纵观宋至元之书论文献，笔者发现他们在评述苏轼与蔡襄书法作品时存在“法”与“意”的矛盾纠葛，让我们走进宋代先贤浩瀚的学术世界，探析他们书论中所涉及的“道统”与“书统”的学术轨迹，以助于我们更好的解答“宗晋”与“宗唐”的问题。

蔡襄《扈从帖》

一、从“嗜古尚法”到“以品评书”：欧阳修、朱长文的书学观

1、“嗜古尚法”：欧阳修之蔡襄书法品评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书法的“意”与“法”的选择上，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表现出“嗜古尚法”的思想主张。欧阳修在《集古录序》中鲜明地表现出自己好古而能专一的思想倾向，他说：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專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

从此书论中可知，欧阳修对古代碑帖的爱好极深，而在对古代所有碑刻的态度上，对唐代书法尤其钟爱。他在《集古录跋尾·唐安公美政篇》中这样说到：

餘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於今。餘之所錄，如於頔、高駢，下至陳遊環等書皆有，蓋武夫悍將暨楷書受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

从文中可以看出，欧阳修非常羡慕唐代书法的繁盛，连唐代的武将楷书，他都觉得水平很高，宋代书法造诣尚可者只有三四个人而已。在这仅有的三四人中，欧阳修认为蔡襄的书法具有荣冠宋代的地位，他在《苏子美蔡君谟书》中这样说到：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这里看出，欧阳修对“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书法的推崇，深层原因是蔡襄书学颜真卿。由此可知，从“道统”的角度对蔡襄书法的赞赏与欧阳修“嗜古尚法”中“法”的书学观是一致的。

2、“以品评书”：朱长文之蔡襄书法品评

北宋书论家朱长文继承唐代张怀瓘《书断》中“神”“妙”“能”的观点，在《品书论》中重新定义“神”“妙”“能”的内涵：

傑立特出，可謂之神；運用精美，可謂之妙；離俗不謬，可謂之能。

从书论中可以看出，朱长文在论述“神”“妙”“能”的涵义时，更加注重书家人格魅力，用人格之美来评判书法之美。而在“神”“妙”“能”三者中，朱氏对“杰立特出”的“神”品书家极为关注，他说：

夫書者，英傑之餘事，文章之急務也。雖其為道，賢不肖皆可學，然賢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朱长文认为书法是“英杰之余事”即人品高的杰出人才最末的事情。这些能称为神品的“英杰”书家在朱长文眼里只有颜真卿、张旭、李阳冰三者。在书法史张旭是颜真卿的老师，而从《续书断》中的排列顺序：颜真卿、张旭、李阳冰来看，朱长文以“以品论书”的标准特别推崇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他说：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七世從孫也。系出琅琊，世載名德。……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絕妙，所謂如長空遊絲，蟲網路壁者，吾於《蔡明遠帖》見之。公正書及真行逾妙及神，及草，蓋有之矣，恨未見也。

由此可知，朱长文从“以人论书”的道德标准推崇颜真卿的书法为“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的地位，既是从儒家“道统”的角度推崇颜真卿书法，又体现了朱氏对唐代书法“法度谨严”的认可。而这种评判的喜好直接影响到了学习颜真卿书法的蔡襄，因此，朱长文对“宋四家”最年长者蔡襄的书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蔡襄)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冠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晚歸於淳淡婉美。詩雲：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可以況其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以上书论可以知道，朱长文在“以品论书”的指导下，特别推崇蔡襄的书法。认为蔡襄真、行、草皆优，能入妙品，这与他对“人品与书品”“以唐论书”的书评思想是分不开的。

苏轼《渡海帖》

二、从“重意韵不忘法”到“精神为上，神遇为求”：苏轼、黄庭坚、李之仪的书学观

1、“重意韵不忘法”：苏轼、黄庭坚之“国朝第一”观

苏轼作为“宋四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既主张“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主张“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书学思想。在这些书学思想的指导下，苏轼认为蔡襄的书法天资甚高，应为宋代第一。他在《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说：

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備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陪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佳，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

苏轼此评可以明确知道他推崇蔡襄书法为宋朝第一，因为蔡襄书法可以做到“心手相应，变态无穷”的状态，这与苏轼的“意造无法”的书学观相契合。在此基础上，苏轼把蔡襄的行书、小楷、草书、分隶进行排名，认为其行书最佳，分隶最弱。除此之外，对于蔡襄的书法诸体情况，他还认为：

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知意，其遺力餘意變為飛白，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从以上书论可知，苏轼对蔡襄书法真、行、草、隶能够汇通表示赞赏，在此基础上还能有遗力作飞白书，足以说明蔡襄在宋朝书法地位之高。苏轼除对蔡襄的行书赞赏有加之外，他认为宋代行书能与王羲之父子比肩的莫过于米芾。他在《东坡集》中这样评价米芾的书法：

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鐘、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轼把米芾的篆、隶、真、行、草的整体水平推举到与钟繇、王羲之相比肩的地位。那么，苏轼为何在书论中推崇蔡襄的书法为宋朝第一，推米芾书法可比肩钟、王，这样两个宋代第一呢?笔者在《论沈辽米芾书》中找到答案：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从此段书论，我们既可以清晰地知道蔡襄年长于米芾很多，当蔡襄过世后，米芾书法开始显名于宋朝，也可以知道苏轼真正推崇的是米芾的行书为宋代第一位。

米芾《张季明帖》

而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在书学主张上“重韵不忘法”，这里的“韵”与“法”特别指重晋唐书法的韵味及古法的学习。黄庭坚在书法上推苏轼书法为北宋第一，他在《跋东坡墨迹》中说：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遒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餘此論者。

这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认为苏轼的书法笔法圆劲而韵胜，能够达到意忘工拙的书写状态，再加上文章妙天下，足以推为宋代书法第一的地位。在黄庭坚看苏轼书法成就之所以如此高超，首先在于他对书法“韵胜而无俗气”的把握。他在《题东坡字后》中这样说到：

東坡簡劄，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已，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震、家弟叔向、小子相。

从此书论中可知，黄庭坚不但看出苏轼的书法“韵胜而无俗气”，而且还明确指出这种苏书特有的“韵胜而无俗气”来自苏轼书法的“天然自工”。这种“天然自工”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 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在《论子瞻书体》中这样说：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盡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書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此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黄庭坚看到苏轼书法之所以能够妙天下这与苏轼的天资有重要关系。这种书法中的天资导致苏轼书法少年时已经无世俗的“尘埃之气”。而苏轼书法无“尘埃之气”的脱俗源自于他书法笔墨之间的“学问文章之气”。他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提到：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餘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矣，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

以上可知，黄庭坚既看到苏轼以大小真、行书法妩媚可喜，这所有的成就不是刻意的笔法所得，而是源于苏轼自身的学问文章之修养下的天资所致。所有这些因素足以让苏轼评为北宋书法第一人。

黄庭坚《李白亿旧游诗草书卷》（局部）

2、“精神为上，神遇为求”：李之仪之“崇苏抑蔡”品评

北宋书论家李之仪鲜明地主张“精神为上”论的书学思想，他在《跋储子椿藏书帖》中说：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城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禦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

此论中可以看出，李之仪认为书法以“精神为本”，杨凝式书法以“精神”为主而超越前古，为人所推崇。柳公权、徐浩的书法格局严谨而精神不足。除此之外，李之仪还认为黄庭坚的草书如柳公权、徐浩那样格局过于严谨，楷书与行书足以“爽秀”名世。既然书家在书写时容易精神不足，李之仪在《又跋东坡兰皋园记》中提出“神遇”的书学思想。他说：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讓你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能複爾。

以上书论中的“神遇”指的是书家在作书时，心手两忘，不经意之间为止的状态。李之仪的这种“神遇”书学观与苏轼的“意造无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李氏特别推崇苏轼的书法，并给予极大的赞誉：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蓋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从此论中，我们可以知道，李之仪既认为苏轼从年轻到老年写书法，风格变化多端，如不是一人写一样，也认为书法的成就需要长期的学习修养才能渐入佳境。除了对“精神”“神遇”与“书家修养”的强调之外，李之仪还主张书法要以筋骨为胜，不取其肉。他在《跋黄正叔帖》中说：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為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

由此可知，李之仪提倡“清劲瘦硬”的书风。在这个书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对蔡襄的书法略有微辞。他在说《跋君谟荔枝帖》中这样说到：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系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眾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之仪认为学习书法主要在于用笔，规摹前人点画，虽不离法度，也要注意书法中的气韵。蔡襄书法行笔迟钝，笔画肥厚多于瘦硬，这是不足取的。这里可以窥探出他“清劲瘦硬”书风的追求与“精神为上，神遇为求”的书学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

三、从“尚趣重法”到“崇意抑法”：赵构、姜夔的书学观

1、“尚趣重法”：赵构之“重米轻苏”品评

南宋高宗赵构在书学上主张“尚趣尚法”。从“尚趣”来看，他在《翰墨志》中说：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

从赵构的书论中可知，他提倡的书法之“趣味”来自他对王羲之书法数十年的精心研习而得。因此，赵构在书法的学习上提倡对魏晋笔法的学习，他这样说到：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眾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

正是从推崇“魏晋以来至六朝”的笔法出发，赵构对北宋以来的书法衰微极不满意，他说：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複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搜羅書法，備盡求訪。……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優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帝王书家的赵构认为苏轼、黄庭坚、米芾书法的各有趣向，整体与王羲之等先贤书家相比是“家鸡野鹄”的水平。但在这三家中，赵构最欣赏的还是米芾的行、草书法，他说：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

此论中可知，赵构认为米芾书法真、楷、篆、隶不甚工，行、草书入能品，这与米芾尽学六朝笔法有关。这也说明了一代帝王书家赵构对“六朝笔法”的重视，他要求士大夫学书要重视对“法度”的学习：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瑧極，煥手妙體。了無闕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

在赵构看来，士大夫只有楷书“八法皆备”，才能在行、草书之间肆意挥洒，掌握此二法，书写才能达到焕手妙体而不流俗的地步，从这一角度而论，赵构是推崇米芾书法，而不认同苏轼书法的，这与赵构的“尚趣重法”的书学主张是一致的。

2、“崇意抑法”：姜夔之“苏与魏晋比肩”品评

作为南宋学者型的书论家姜夔主张“崇意抑法”的书学观，极力推崇魏晋钟繇、王羲之父子“潇洒纵横”的楷书，对唐人过于追求平正的“科举气”楷书给予批评，他说：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鐘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氣。顏魯公作《幹祿字書》，是其證也。

除此之外，姜夔还主张书法要各尽字体之真态，反对书法家掺杂“私意”的任意书写。他说：

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

姜夔提倡魏晋书法表现字体真态的主张，反对后世学书只得书体一面。为了达到“各尽字之真态”，他提出书法要有“神气”的主张：

打抵下筆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悉精通，心手相應，斯為美矣。

姜夔主张要得到“神气”，尽量少仿古人，要在熟练古法的基础上，提倡书家要具有创新精神。他在论述行书时，评价苏轼、米芾行书时说：

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複晉代諸賢，亦不相遠。……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

从此论中可以知道，姜夔把苏轼、米芾的行书与魏晋行书相等同看待，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有自己时代的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如何要使书法作品继承古人笔法，又有自己的创新呢?姜夔在论述“血脉”时，借用黄庭坚的话给出了答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山谷雲：‘字中有筆，如禪句中眼。’豈欺我哉!

姜夔的论书告诉我们，学习书法要像体会禅句一样，看到字中的笔法，才能达到首尾相应、上下相接的最佳状态，这是书法的真正“血脉”。

朱熹 《跋欧阳集古录跋》

四、从“崇道重法”到“以法入韵”：朱熹、张栻、赵孟坚的书学观

1、“崇道重法”：朱熹、张栻之“苏、蔡”品评

作为南宋理学大师的朱熹在“道统”的指导下，提倡“崇道重法”的书学思想，这种思想突出体现在他对王羲之《十七帖》的赞赏上：

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出者。

以上书论中，王羲之的《十七帖》所表现的“气象超然，不与法缚”是“法”与“意”结合很好的状态，在朱熹看来，唐代书家是有唐“法”而无汉魏之“法”的，他说：

書學莫勝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近歲朱鴻臚(朱敦儒)、喻工部(喻樗)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跡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

从书论中可知，朱熹认为朱敦儒、喻樗追师钟繇的楷书笔法，符合士大夫端庄士人的标准。以此理学的评书标准，他对黄庭坚、米芾书法的“狂怪怒张”给予了批评：

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故常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論》、《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从朱熹的评黄庭坚、米芾书法可知，朱熹特别重视书家对汉魏古法的继承，从这样的艺术品评标准出发，他对苏轼的书法给予很大的赞赏：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較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與?

朱熹从继承汉魏古法的角度对苏轼书法的笔力与逸韵高度评价，这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南宋理学家的书法品评，从儒家的“道统”出发，还特别强调书家的人品。作为深受朱熹影响的理学家张栻则从“以人论书”的角度对蔡襄、苏轼的书法给予高度赞赏，他说：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其可畏而仰焉。

从以上论书可以知道，张栻与朱熹一样从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来评价书家的书法作品高低，这种论书倾向与遵从“道统”的文艺思想是相一致的。只是在遵守“道统”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对符合天道自然的汉魏古法的学习。

赵孟坚《题大年小景图》(局部)

2、“以法入韵”：赵孟坚之“崇蔡抑苏”矫正观

作为南宋皇室后裔的赵孟坚，在书学主张上强调“以法入韵”。这里的“法”更多地是指唐人之法，“韵”指的是晋人之韵。对于晋、唐书法的选择，他曾这样说到：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欹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牆壁，則不骫骳。

以上书论，赵孟坚既看到学习书法上晋人书法最好，也看到晋人书法不易学的现实，主张学习书法由唐入晋，缺失唐人学习会缺少骨架。他认为书法由“态度”与“骨骼”两部分构成：

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骼，先尚態度，幾何不舍本求末耶?

由以上论断可知，赵氏认为要想兼顾“态度”与“骨骼”，这是看到了南宋书家竞相效仿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缺少书法的骨架，为了纠正这一问题，他认为书家要具有“中庸”的品格：

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殆也。

从对“中庸”思想的强调，赵氏论书又回到“道统”标准的论书要求，这与南宋理学家提倡的论书标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里赵孟坚虽然在《论书》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指出苏轼书法中“欹斜”问题，但他以“中庸”的品评标准来要求学习唐代书法的“态度”与“骨架”明显带有矫正时弊之意。他对唐代的书法所表现的兼容南北的“中庸”之道，大加赞赏：

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啟法寺、興國寺二石，啟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樸，無晉逸雅，有隸體，謂之氊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

由此可知，赵孟坚对唐代书法兼容南北方书法的风格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推崇，不但因为唐代书法兼顾了他所提倡的“态度”与“骨骼”，而且还在于唐代书法中所表现的高贵的人格魅力是他所向往的。他说：

要是文章之外，唯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致飭，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

赵氏认为文章与书法一样可以表现人的人格，书法与文章不同之处在于，书法在落笔时不能随意改动，所表现的是书家的真性情的流露。而唐代书法在人品与书品上所达到的高度正是赵孟坚所推崇唐人书法的又一重要原因。纵观宋代书家唯有蔡襄的书法学习唐代书法最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赵孟坚非常认可以蔡襄为代表的“道统”影响深厚的书家。

结语

纵观整个宋代书论家的论著，笔者发现宋代书家中存在以崇尚“道统”与崇尚“书统”的两种论书线索，而所有论书中以论及苏轼与蔡襄的论断最为突出。苏轼提倡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引领宋人对“尚意”的个性追求。蔡襄标举的“人品与书品”继承唐人法度的谨严标准。这两者的书法祈向是对学书“宗晋”还是“宗唐”的学术走向。笔者认为，学习书法应向赵孟坚的“中庸”思想看齐，既要看到唐人法度所带来的骨架完备，也要看到汉魏古法的萧散简远。要在书帖学习的实践中结合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学习古代先贤的书法经典，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